电影大亨华谊兄弟的商业蒙太奇

电影大亨华谊兄弟的商业蒙太奇

《东方企业家》杂志

采访_ 特约记者 李翔 本刊记者 李攀　　

　　如果不出意外，在今年登陆A股的上市公司中，或许最风光的一刻将会留给两位年龄相差十岁的兄弟。尽管他们的公司最终市值可能远比不上很多国有企业，在A股所有上市公司中也将位列中小型，但由于其身处在中国最活跃、最有潜力的娱乐产业，必将迎来更多的镁光灯和喝彩。

　　但对于将要到来的这一刻，主角王中军和王中磊似乎并没有特别的期待 —— 前者认为这只是公司的一种选择，而后者也只是将之当作公司发展中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 相反这两兄弟更加看重的是下一部电影、下一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

　　或许，这种相对冷静的态度有其道理。事实上在华谊兄弟传媒集团之前，已经有内地对手在资本市场道路上走得更远。今年7月，橙天娱乐通过收购香港老牌电影公司嘉禾近90%的股份，而间接成为内地第一家娱乐业上市公司。而在华谊兄弟之后，同样涉足影视投资和制作的光线传媒也在重新筹划上市之路；老对手新画面影业则在筹划下一部作品。此外，其他影视制作类公司也在资本的推动下迅速成长，比如靠电影发行起家的保利博纳就得到了红杉投资的青睐。

　　在这种“前后夹击”的情况下，关注公司和产品本身自然是比单纯注重资本市场更为理性的做法。作为中国内地成名最早的民营传媒公司，华谊兄弟也的确有足够理由让自己的整体表现而非只是某一方面超越同行 —— 它是中国最早有意识以投资方式进入电影行业的民营公司，很多作品足以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代表作；它同样也是最早进行资本运作的传媒公司，同时也将公司实行集团化运作，旗下的子公司有华谊兄弟广告、华谊兄弟影业投资、华谊兄弟文化经纪等六家，涵盖了产业链上影视投资、经纪、广告、发行、音乐等各个环节。

　　先知先行和多方位布局的做法，无疑让外界有意识地将华谊兄弟视为中国娱乐行业的代表者。事实上，正是华谊兄弟的早期对贺岁片市场的投资和开发，才逐步改变了中国电影行业单一由政策主导的模式，中国电影也开始注重“档期”的概念。另一方面，在政策开放的前提下，由于华谊兄弟的成长过程也伴随了资本的力量，因此一批批新的资本也开始关注这个行业，并将中国电影乃至娱乐产业视为下一个金矿。

　　因此华谊兄弟没有理由停下脚步。在过去三年，华谊兄弟已连续保持100%的增长率，占据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2007年税后利润近1亿元人民币。现在华谊兄弟还在全面扩大业务规模。比如其成立的影院投资公司，将首轮斥资约5亿元人民币在国内一线城市进行影院建设，到今年年底就将有2至3家影院开幕。在此之后，公司还将继续追加投资，对二线城市进行开发。

　　此外，华谊兄弟还将于今年投资3亿至4亿元人民币于电视剧制作领域，旨在实现内容多元化，扩大企业规模，完善资金链。

　　“谦虚归谦虚，华谊兄弟不光是拍了些好电影，还在中国电影行业、文化行业走在前面，也为他人铺了路。”王中军对记者说。

　　影响力第一

　　现在，王中军会在每天的中午前后抵达他丰联广场的办公室，坐在自己颇有些富丽堂皇的沙发上看报纸 ——“这沙发时间越久坐着越舒服”，他说。他的短发梳得根根支棱起来，看上去很是精神。尽管戴着金属框眼镜，但是没有衬出太多文质彬彬的气质，反而越发难掩身上的江湖气，讲话慢条斯理，语气和面目肌肉都有一种坚硬的感觉。他已经连续在这个办公室坐了11年，翻看秘书放在桌上的报纸。他说自己的大部分工作都不是在办公室完成。从他每天早上5点后起床，游完泳，浑身一激灵开始，这些工作就散落在电话中、饭桌上、咖啡馆内和他的宝马车上等待他。

　　王中磊则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机场附近的一大片树林中。他每天要在自己办公室内召开无数会议，拨打无数电话，他的助手说，他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在为本刊拍摄照片的间隙，他一个人坐在摄影棚内的沙发上，低着头皱着眉头在拨弄手机，衣着入时，英俊但有些腼腆。我问他在公司里面做什么，他开始大笑，对他的助手说：“你说我应该怎么告诉他……我，什么都做……”他后来说他发现自己的名片后面可以印上一系列头衔，在总裁这个职务的后面，可以列上从媒介公关到市场推广的一连串职务。

　　手机和电脑是王中磊最重要的工具。“我最离不开的就是电脑，我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电子邮件。”王中磊说。但是王中军则完全不用电脑。每天他到办公室之前，王中军的秘书都会帮助自己的老板把他要看的网页在电脑上打开，以便王中军只需要动动鼠标就可以浏览网页。同事，包括中磊发给他的电子邮件，秘书则要打印出来交给中军看。

　　王中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方法是开会。和大多数老板一样，在会议上，中磊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演讲者，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是中磊在宣讲。而中军则对开会厌烦透顶。“他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开会的人，更不喜欢把会开得很长。他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和我开过会。每一次我叫他开会，他基本上只参加前40分钟的会议，如果他觉得会还会继续开下去，他就走了。”王中磊说他哥哥。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华谊兄弟去年1亿元的利润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王氏兄弟所获取的影响力和占据的公众注意力资源却是惊人的。他们投资拍摄的电影和电视剧人们大都耳熟能详。王中军很自信地说，华谊投资拍摄的电影中，不乏有能够写入中国电影史的作品。媒体的载体正在悄然轮换，一家影视公司占据着更多的眼球和注意力，而不是其他的大众媒体形式。

　　因此王中军可以说，华谊的所有资源都可以拿来换钱，从它的明星资源到品牌甚至某个城市在电影画面中的一次出现。以正在拍摄的贺岁片《非诚勿扰》为例，“去杭州拍政府给钱，去海口当地也给钱……海南省领导跟我吃饭，说中军你一定要改到我们海口拍，我说我改不了了。我们跟杭州合同也签了，钱也付了，”最后实在没办法，王中军说，“那我们加一句台词，让舒淇说一句话，就说‘能陪我回趟家吗？我家在海口’。一句话，200万。”“这部电影的影响非常大，每一部这种大的贺岁片，对产品的帮助也非常大。”王中军是在他的车上接完一个马云打来的电话时说的。淘宝网也想要成为这部电影的赞助商。“所以电影有意思，”王中军沉思了片刻，“娱乐产品有意思。”
王氏关系网

　　对未来的公众投资人来说，对华谊兄弟最大的疑问是，作为一家兄弟创业的公司，哥哥王中军性格沉稳，弟弟王中磊自信豪爽，两者在工作上如何进行互补，尤其是在引入了江南春、马云等外部投资方进入董事会后，如何能平衡好兄弟之间和投资人的关系。

　　对此，王中军解释说：“我干轻松的，中磊干复杂的。我的工作占据的物理劳动时间相对少，他的工作需要的物理时间相对多。”

　　具体而言，王中磊的时间往往被频繁的会议填满。从他刚开始进入华谊，他就开始学习去运营一个公司，但是这是由很多琐碎的细节构成的，在2004年之前他的工作集中在具体操作的层面，每一件事可以做到非常细致，甚至某一个发布会活动背板的设计、安装，到流程中的细节。

　　而王中军则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公司战略、资本结构、政府关系和股东关系”上，这其中有董事长这一职务字面意义上的职责，也有中国特色的公司领导者应该担负的义务。

　　“关系”对于这家公司来讲异常重要。在回答华谊为何能够一直生存到今天，并且能够成为国内民营影视公司的头名时，王中军将原因归结为：运气、团队、良好的现金流，以及至关重要的“关系”，“公司不是所有的时候现金流都好，我一个电话三五千万都能借到，借我钱的朋友太多了。”他说。在他这些好朋友的名单中，包括用友软件的董事长王文京、亚信科技的前CEO张醒生、亚信科技的创始人丁健等。

　　这似乎是王中军和其他民营传媒公司创始人最大的不同。在过去几年，王中军热衷于参加各类活动，认识了不少中国商界主流的企业家，或许在外界看来，这有作秀成分，但这种关系，却给王中军带来了很多收益。

　　最明显的莫过于通过认识这些企业家，让两兄弟开始明确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公司。王中磊认为，正是这些聚会上认识的企业家帮助哥哥拓宽了思路，才决定要将华谊兄弟从单纯的影视投资公司，变成公众的传媒公司。

　　因此王中军也不断将有分量的人物拉进董事会，除了马云、江南春，还包括鲁冠球的儿子鲁鼎伟等。借助资本的力量，华谊兄弟才能够在2004年之后取得如此迅猛的增长。

　　同样重要的关系还有同导演、演员的关系，比如颇为人称道的王中军和冯小刚的关系；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同政府的关系，同各个地方电视台的关系。

　　不过在这千万重关系中，同样重要，甚至最重要的一点，或许还是作为创始人，这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商业史上类似的兄弟创业，或者兄弟共同执掌一家公司，但是最终以分裂告终的故事数不胜数，比如阿道夫 . 达斯勒和鲁道夫 . 达斯勒创立的阿迪达斯和彪马；或者，最近的例子，全球市值最高的地产公司，香港新鸿基郭氏兄弟在董事会的斗争。

　　风格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两兄弟如何避免这一点？

　　尽管是兄弟，但是王中军和王中磊无论从衣着还是在性格上，都有差异。热衷于艺术的王中军给人的感觉更为强硬，而一直在负责公司运营的王中磊则显得害羞而柔和，他的外表也更为时尚，更像一个经常出现在聚光灯下的明星。

　　在公司员工看来，王中军的风格是直来直去，这从他讨厌开会、快人快语可以看出。他会直接对记者说，我们不要谈论这个问题了；在华谊早期投资电影和电视剧时，需要和一些投资者一起开会，王中军在第一次开会时就直接说，希望大家心里想什么就赶紧说出来，不用开好几次会，最后才讲。而王中磊的风格则是：“我有时候不太会选择直接表述，我希望用其他的方式或者比较讲究讲话艺术的方式把事情说出来。”

　　此外，曾经梦想成为画家的王中军热衷于收藏艺术品，包括为他的企业家朋友提供艺术品和建筑方面的建议；王中磊读书时候觉得世界上最牛的职业就是唱片店的老板，因为可以最先听到最新的音乐CD，现在他则沉浸在制造影音作品中，并且认为自己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做这家公司，“开始时候是求生的需要”，接下来是“勤劳致富的手段”，现在则是“能够从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

　　但所有这些差异，在兄弟两人看来，都不是问题。“我们是亲兄弟，从小就没有分开过，彼此之间在一些细节、生活习惯和对一些事情的态度上很早就特别了解。”王中磊说。在不少人看来，王中军是一位导师，而王中磊则是他在商业上热心栽培的学生。对此，王中磊也承认这一点。

　　“我们随时可以保持工作状态，因为周末家里人也会约在一起吃饭。”王中军说。但这是在早期，这些年来兄弟两个经常一个月只见一次面，“平时各忙各的，”王中磊笑着说，“我们生活早就独立了。”

　　“我们同其他公司相比，除了我们之间的配合更为默契之外，没有什么不同。”王中磊说。兄弟之间的关系，或者，按照华谊内部对他们的称呼，“大王总”和“小王总”之间的关系，难以用某种特定的词或者词组来描述：兄弟关系、导师和门徒的关系、董事长和总裁的关系、创业伙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所有这些关系的微妙的混合体，而他们两人在性格、做事风格和交际圈上又存在着互补—— 无论这种互补是先天生成，还是后来有意无意间调整而成。

　　“董事会对我们的配合非常满意……我觉得由于外部监控，我们跟其他公司也没什么差别。”王中军说。即将到来的上市，则会进一步淡化公司的家族性质，并且将华谊兄弟置于更严格的外部监控之下。

　　借力资本

　　应该说，华谊兄弟能够得到外部投资人足够的信任，并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过去几年华谊兄弟不断和资本打交道而积累下的丰厚经验有关。

　　1998年，前身是广告公司的华谊兄弟开始投资电影，而且一口气就投了《没完没了》、《鬼子来了》和《荆轲刺秦王》三部后来口碑都很好的片子。王中军和王中磊开始了自己的娱乐大亨生涯。“其实当时投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华谊会变成一家电影公司，变成娱乐传媒公司。那时候只是觉得公司需要新的出路，如果一直走之前的老路，路只会越走越窄。”王中磊说。电影只是碰巧成为这对兄弟在商业上的工具。“我们投资拍电影10年，11年前我还不知道拍电影是怎么回事儿。”王中军解释道。

　　其间，王中军曾和主营地产和金融的太合集团合作，在2000年3月各出资2500万元，组成了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王氏兄弟持有50%的股权。2001年王氏兄弟又从太合控股回购了5%的股份。通过这笔投资，华谊兄弟至2004年年底，投资了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并开辟了中国贺岁片的模式，而票房收入，也从《大腕》开始，到《天下无贼》一路高涨。

　　而在演艺经纪方面，华谊兄弟2000年底买下了一个经纪公司，经过几年发展，其签约演员已包括周迅、李冰冰、黄晓明、陈道明、胡军、王姬等40多位。

　　但此时，靠单纯的自身积累已经无法满足王氏兄弟的胃口，而且由于电影属于高投资、高回报行业，前期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杠杆投入，因此王中军还是利用自己和一些企业家熟络的关系，引入新的投资方。比如在2004年到2005年前后，就引入了TOM集团、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传媒集团和其他金融投资机构。与合资时相比，王氏兄弟的财技已然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融资过程中，华谊兄弟均采用了国际流行的“股权融资＋股权回购”的手法操作，公司先从其他原股东手中溢价回购股权，再向新投资者出售股权融资，由此不仅保全了影片版权的完整性和两人对公司的控股权，也强化了外部资金的流动性，以便其获利后安全退出。

　　这意味着在融资后，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王氏兄弟并没有像其他公司那样，在引入投资人的同时稀释了自己的股份而减少了对公司的控制权，相反他们通过引入新股东，而加强了自己对公司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华谊兄弟也开始尝试利用更多的资金进入电影的大制作领域，比如投资过亿的《夜宴》；同时也尝试和海外同行启动合拍机制，与索尼-哥伦比亚、香港英皇等欧美、港台片商合拍了《功夫》、《情癫大圣》等。

　　紧接着，华谊兄弟开始了多元化的进一步尝试。比如在电视剧领域，其通过收购，签约了知名制片人张纪中。相比电影，电视剧的营利模式简单、回报快，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这对电影业绩的起伏能起到平衡作用。电视剧的回收周期在两年左右，比电影起码快一倍。据分析，如果年产量达到华谊兄弟设定的800~1000集的目标，以平均20%的行业利润率计算，一年后每个季度都能为其带来可观的现金回报。

　　到了2005年年底，华谊兄弟又进行了一轮融资。再次获得资金后，王中军以换股方式收购了冯小刚电影工作室和张纪中影视制作公司，冯张两人因此成为华谊兄弟在电影和电视剧方面最重要的人物。

　　2007年，华谊兄弟迎来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投资者分众传媒。后者联合其他投资者向华谊兄弟注资2000万美元。这轮融资也被外界视为王中军借力资本整合行业，同时为上市作冲刺的最后准备。

　　对此王中磊也对记者总结说：“从2004年开始，资本的力量在华谊的理念中变得非常重要。”

　　华谊DNA

　　或许对大多数在中国娱乐产业的玩家来说，要复制华谊兄弟的融资模式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只要有足够丰富和精彩的作品，以及开放的股权结构，在外部资金蜂拥而入的情况下，选择权一般都在公司自身而非投资者。

　　真正难以复制的，还是王中军和王中磊兄弟之间早期的创业经历。而这段经历，正是华谊兄弟能够每次都转型成功，并朝中国内地版的“邵氏兄弟”或“华纳兄弟”迈进的核心动力。

　　1994年，王中军从美国回来。他已经34岁，曾经当过兵，做过公务员，也在国内做过小生意，1989年到了美国去读传媒。后来，他总喜欢跟人说在美国的经历对自己影响不大，“其实就是混。我不认为我是海归，我读书读得不正经，在美国那段时间，转过三次学，每次转学的目的都是那个地方容易打工。”

　　但是在1994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仍然是稀缺品。“既然敢从美国回来，在美国打工一年赚几万美元，在国内赚不到几万美元怎么跟朋友交代？”王中军回忆说。他在美国就开始思量，自己回国之后应该做什么事情。回去的前半年，他就开始同国内的亲戚和朋友们联系，打听如何注册公司。他对自己的兄弟们说，我留学回来，要到国内创业。

　　王家的四个兄弟坐在一起，开始听他们中的老二描述自己的创业梦想。“很简单，我用了一个多小时向他们说自己的想法，怎样从美国回来创业，那不像面对VC，不用做报告，就是口述。”王中军游说他的兄弟们投资他的公司。结果显示，王中军说服人的能力相当杰出，正像他和他的公司在日后一轮一轮的融资中表现出的那样。虽然当时既拥有餐馆，也拥有出租车公司，并且最有钱的大哥也明确表示没有兴趣，但是两个弟弟都很踊跃于二哥的新梦想。大弟弟王中方当场就表示虽然没有钱投入，但是他愿意辞掉工作加入二哥的公司。王中军也慷慨地赠送了5%的公司干股给他。小弟王中磊则投入了十几万元人民币给哥哥的新公司 —— 后来，王中方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王中磊有一次很悲切地对别人说：“他就死在我怀里。”

　　王中磊当时是个刚刚辞职的公务员，之前供职于国家物资总局机电司。“虽然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但是管的文件，上面的数字动辄就是几个亿十几个亿；全国的钢材、木材、石油、汽车，所有紧俏资源都归这个部门管，到各个省去，真是太有面子了。”王中军回忆说。这个小弟帅气聪明又招人喜欢，虽然他们兄弟进入国家机关，都要依靠家庭的人脉关系，但是王中磊似乎格外顺利，“我听爸爸说，那个处长面试完中磊，当场就定了。爸爸说，处长可喜欢小磊了。”在大多数时候，王中军叫他的弟弟“中磊”，但也有一些时刻，难以抑制的疼爱之情会流露出来，他会说小磊如何如何，“我当兵回来小磊小学还没毕业，他第一次跟同学去北戴河玩儿，我给了他70元钱，他觉得自己简直太有钱了，还请同学吃饭。”

　　于是，王中军拿着自己东拼西凑来的钱，带着大弟弟王中方 —— 王中磊的角色则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开张华谊兄弟广告公司。后来算起来，王中军是1994年2月10日回到北京，而5月16日公司就已经开业，效率高得惊人 —— 王中军很准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两个日子，丝毫没有犹豫。

　　1994年5月16日那天，华谊兄弟广告公司的三十多名员工在国际饭店搞了个开业仪式。“我们弄了个PARTY，叫了PIZZA，买了红酒，非常洋气”。在外界看来，这几个小伙子一定奢侈得惊人。他们在《北京晚报》刊登了通栏广告，办公室也选在了国际饭店。他们在国际饭店租了一个套房，每次开会时，窗台上就坐满一圈人。王中军后来解释说，这么做有很多原因，“首先就是面子问题，因为这种公司，位置一定要好”。当然，王中军也托了人，打了折。这家公司的股东是王家的三个兄弟，以及王中军的太太 ——“因为我出那80万元是我和我太太一起打工赚的。”

　　王中磊没有加入哥哥的生意。他从国家物资总局(后来的物资部)离开之后，同自己的朋友一起，利用自己在物资总局积累下的人脉资源，做一家贸易公司，“那时候全民经商”，他在回忆时笑着说。

　　但这是一家短命的公司，以至于王中磊在回忆时，全部的记忆都浓缩到两个字，“垮了”。公司垮了。“突然公司没了，突然我就有空了，我就跟女朋友说，咱们结婚吧。结完婚大概度了10个月的蜜月，也就是说，失业了十个月”。后来，王中军就对弟弟说：“要不你先来公司，我这儿也挺忙的，你就当来帮忙。”那是1995年。

　　后来王中磊回忆说，那一年，也可以说是公司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们的广告公司突然找到了一个赢利方法，从养家糊口变成发家致富。当时国外广告公司进来，占据了所有的客户资源，这时候华谊把CI扩充到下游，我们帮大公司做完CI方案之后帮它落实和执行，甚至能扩充到制作安装的环节。那时华谊就变成了一个制作公司或者工程公司，最大的部门是制作工程的部门，它也是工作量最大、赢利最高的部门。”

　　而正是这个赢利最高的部门，成为日后14年华谊兄弟成长为中国最大民营影视公司的真正起点。“我觉得运气是第一，第二，仔细想还是运气。”王中军在总结华谊兄弟这十几年的历程时，突然严肃地说。

　　王氏兄弟并没有像其他公司那样，在引入投资人的同时稀释了自己的股份而减少了对公司的控制权，相反他们通过引入新股东，而加强了自己对公司的控制。

　　王中军：电影最大的乐趣是速度快

　　《东企》：你跟你弟弟怎么分工？

　　王中军：从职务上分工，我在非常严格地履行董事长的职责。中磊是严格执行总裁的职责，比如各种会议的落实；他和CFO两个人要完成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目标 —— 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是月报，他们每个月都会有数字的压力。我们计划在A股上市，国内上市公司没有CEO的职务，因此我跟中磊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

　　反正都是自己的公司，董事会对我们俩的配合也非常满意，这几年我们在完成公司业绩和实现公司战略上，一直都超前做到。2007年我们达到的目标比董事会既定目标超出有百分之几十的额度，所以对我们俩的称呼也没有人太在乎。

　　公司决定性的问题百分之百是我来做，比如某个企业最后买不买 —— 我们这两年的发展，并购起了很大作用；还有吸引投资人，要不要他入股 —— 我们公司的投资人，百分之百都是我谈来的，中磊几乎不参与这个环节。与此同时中磊也百分之百支持我的决策思路。

　　《东企》：你觉得一家由亲兄弟领导的公司，它在管理上的优势和缺陷在哪里？

　　王中军：优势肯定有很多，比如随时可以保持工作状态，这种优势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我感觉非常容易沟通，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障碍，而且利益非常一致。

　　别人都说有弊，但我没有感觉到。当然什么事情全都好，也不太可能，只是我还没有感觉到有不好的地方。 我们很早就做了私募，股东监管机制非常严格。到今年，我们已经完成四年的标准财务审计。一旦公司有了标准化的审计公司来审计，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审计公司不会因为你是兄弟管理的公司，审计标准就会有什么变化。我觉得由于外部监控的问题，我们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

　　《东企》：你怎么选投资人？

　　王中军：太简单了，第一，有钱，而且这个钱对他来讲不太重要；第二，这个人的心要大，性格要好。这两年华谊比较强势，想要投资的人太多，但是我不能摆出强势的姿态，跟人聊的时候，我就是谈公司的方向，如果觉得特合拍，性格也好，我就会考虑。

　　性格好主要是以我的标准，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我的标准，从大一点讲，就是投资者个人的观念从战略上对公司未来有没有帮助，你能不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等等。

　　《东企》：马云、江南春，会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王中军：马云来北京，基本上跟我在一起。他一到北京就会打电话，约我吃饭、聊天、喝酒。我俩性格上特别像，在一块待着特舒服。我们俩相互会有影响，可能我影响他的东西表面一些，娱乐化一些，比如对艺术品和建筑的鉴赏，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马云这几年在生活方式上有变化，我对他的影响很大 —— 我不知道马云承认不承认，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他不是土，是他以前没有意识到人应该这样生活。

　　但马云对我的影响更主流一些，是企业治理结构。马云是心比较大的人，他会经常影响我，使我把心放得比较大。这种影响有一点在我的实践当中体现出来了。马云对公司的创业人员，在股权激励上毫不吝啬，他是“散财聚众”。我跟他认识以后，在这点上心态调整了很多。

　　至于江南春，我没有刻意向他学什么。严格讲他是后辈，我只是觉得他比较牛，那么年轻，怎么能把公司整合成这个样子。

　　《东企》：你现在有多少股份？

　　王中军：我大概有30%，我跟中磊是大股东，加起来大概40%多，加上核心团队 —— 冯小刚、我们的CFO、我太太，以及明星原创团队大概将近60%.

　　《东企》：你对电影有没有感情？还是它恰巧成为你的商业工具？

　　王中军：11年前我都没想过自己会做电影。11年前我觉得电影太神秘了，我从没想我自己能做一个不错的电影制片人。我自己拍了40多部电影，其中至少有10部到20部是中国电影史上大家会提到的，我一直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崇高和神秘的行业，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这么认为。

　　然后，电影最大的乐趣是速度快，一部电影从真正启动到上映只需要一年时间，实现理想的过程非常快，年初还在聊，年底电影就上映了，然后有上千万人在议论，这个乐趣是很多行业没有的。比如说，1月份的《集结号》2.6亿元票房，有1亿元回来。5月份上了《功夫之王》，卖了1.8亿元，又有现金回来。家中有粮，心中不慌。

　　《东企》：40多部中你最喜欢哪一部？

　　王中军：目前为止我最喜欢《集结号》。

　　《东企》：你会怎么去保证华谊的优势？

　　王中军：我没有想要去保证，我不会永远是老大，我总是在第一阵容就够了，不过短期内我老大的地位还没人能撼动。

　　关键是自己做好自己，不能有重大失误，上市以后很难让你有会犯伤筋动骨的错误的机会。

　　我们电影方面有一个四个人的项目委员会：我、中磊、冯小刚和陈国富(编者注：中国台湾知名电影人，现为华谊兄弟电影总监制)，实行一票否决。当然这里面包含一个说服的过程，可能开始有两人不同意、提看法，但可能一说你就能说动了。比如说《集结号》，四个人来回地摇摆动摇，最后一刻还有人说不能做。

　　《东企》：华谊对整个行业会有什么影响？

　　王中军：没有华谊兄弟2004年到后来三轮的私募，现在不会有那么多VC投这个行业，一个电视剧公司动不动融到一两千万美元，过去这都是大钱！没有华谊兄弟在前面这么跟银行打交道，跟他们反复地讲我们是好行业，现在不会是这个局面。华谊兄弟有很多方面改变了人们对这个行业的看法，所以银行也逐渐给中小企业贷款，毕竟有华谊兄弟这个模式，贷款的线路图很清晰，这是对整个行业的贡献。包括IPO，如果我们成功了，整个行业都会复制。

　　《东企》：上市对华谊会有什么影响？

　　王中军：融资会更畅通，品牌会更强，外部监控会更科学化，发展速度会更快。很多人说上市有利有弊，我没上过，我只想到过利。

　　《东企》：上市之后压力会更大吗？

　　王中军：以我的性格不会有压力。

　　王中磊：我是领悟力特强的人

　　《东企》：你是怎么看和你哥哥的关系的？

　　王中磊：工作关系。

　　《东企》：中军是你商业上最重要的一个导师吗？

　　王中磊：可能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商人。很多人会从他的做事方法，从他表现出来的形象，包括拍照时的姿态，表现出很老谋深算的样子，从这上面判断，觉得他是商业高手。其实我一直不这么认为，他骨子里不像个经商的人。他对所有事情的态度，包括对商业的态度都是 —— 不说假话、不说空话、认真严谨，但是反而这种东西被很多人认为是你太商人了，太严肃了。可是我觉得没错。

　　《东企》：你们都是很偶然开始进入自己现在的行业的。你觉得自己现在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吗？你觉得现在找到终身奉献的职业了吗？

　　王中磊：找到了。我现在的感觉非常幸福。开始的时候是靠它赚钱，赖以生存，慢慢它成为让你富有的事情，到现在它变成了让你的生活充满幸福的事情。

　　《东企》：从你第一次做生意失败，加入华谊、进入新的行业，到今天，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你自己是如何学习的？

　　王中磊：我觉得我是一个领悟力特强的人，比较有自己的办法。其实我没有做过任何系统的学习，甚至在去年之前我都不知道一个公司里一定要有什么要素才可以是一家公司。我不是海归MBA，也没有做过职业经理人，我第一天进入公司就直接被放到经理人的位置，放到总裁的位置上，每天要管理从过去几十号人，到现在几百号人，管理的钱从几千万到现在的二三十亿。这种商业本能很自然地生长起来了。中军也是如此。我估计你现在跟中军提HR，他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东企》：做娱乐公司，你觉得自己最头疼的事情是在哪个方面？

　　王中磊：资源的匮乏。因为所有行业的商业体系，建立起来都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支撑这个行业提升的不仅仅是资本，产品制作也需要大量的资源，人才资源。中国整个娱乐商业体系出现的时间太短，从业人员不少，但是真正有商业能力，或者懂得这个行业游戏规则的人太少。尽管我可以在资本市场拿到很多钱，但这种短缺是让我最头痛的事情。

　　《东企》：你有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瓶颈？

　　王中磊：一己之力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华谊比其他公司有更好的基础，首先有品牌基础；第二，我们可能比别的公司有钱，可以用规模来弥补一些可能的风险带来的损失；第三，可以先培养操作人才，他们都是幕后的人，比如做推广、发行和广告的人才。但有时候确实如履薄冰，因为这确实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

　　《东企》：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工业很发达，它们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

　　王中磊：香港在几十年前是亚洲的电影中心，现在已经开始衰落。但他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思路，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可以直接拿来的。但我们的自有市场有巨大的潜能和无限的想象力，而香港电影从一开始就是要向外扩充的，要去占据更多的市场。可以参考的案例还有韩国。五年前基本上是韩国电影产业最成功的时候，但因为他们自有市场太小，很容易饱和，再加上整个的大环境 —— 对美国电影的放开、配额的取消等等，一定会冲垮它其实很薄弱的产业，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它的颓势了。

　　《东企》：你是怎么管理创意人群的？

　　王中磊：首先我自己认为我在艺术判断和创意上有自己的天赋，我认为我除了没有专业的培训之外，在对一个事情的判断和一个东西的鉴赏上，没有太多人超过我。

　　《东企》：创作的过程你管还是不管？

　　王中磊：不管。因为之前已经管完了，你找到的是你信任的人，他完成的可能是你想象中的80%，我并不认为你介入就能变成90%.影视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太多的部门。这时候你要依赖于你聘请的制片人、监制和导演来完成这项工作，直到最后，除非发现他有巨大的错误，这时候你只有用最快速的方式更换执行人。比如在华谊的很多电视剧里会出现换导演的情况。

　　我现在比较重视的是剪辑。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剪辑这个工作非常薄弱。我自己会参与每个片子后期的剪辑。很多片子要改10遍、20遍，比如《可可西里》，陆川剪的第一稿，跟你看到的电影完全是两回事，这部片子剪了16次。

　　美国电影在做预算的时候一定会留一项费用叫补拍费 —— 当你回来剪辑一部电影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哪里有些问题，或者要补一场戏让大家看得更明白。但中国电影很少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电影看起来往往会有粗糙的感觉。

　　《东企》：要是有争执怎么办？比如你想这么剪，冯小刚不同意，该怎么处理？

　　王中磊：彼此会互相取舍，比如他尊重我的意见，我也尊重他的意见。但小刚太特例了，我们已经合作了十几部戏，相互间的信任已经非常强了，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冲突。

　　《东企》：华谊对每个环节都控制吗？怎么进行风险控制的？

　　王中磊：这个太细了，要讲好几天。如果你看到华谊的电影预算都会很惊奇，比如现在冯小刚这部新电影的预算，最后的尾数是7元，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要操控。可能你看到很多别的电影的预算，就是300万元，做预算的人或者制片主任主要的工作就是把300万元怎么码在必须有的类别里面，把它分割。我不是，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需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最开始会有最大的原则，拍这个电影的底线是什么？这是华谊要制定的，之后由操作部门去预算，财务在监控的时候，哪个项目钱只要一多报就变红颜色了，你自然知道这儿超支了，执行人就得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东企》：最喜欢自己拍的哪部电影？

　　王中磊：《集结号》。除了电影本身的质量 —— 它代表了中国电影一个新的水准；可能里边那份情感是我最熟悉的，我是军队的孩子，对电影最早的认识就是战争片。

　　《东企》：你们是怎么把握大众的趣味呢？

　　王中磊：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大众，我没觉得我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